北京市消协公开征集保险服务意见建议

杨先生完全有权利不同意拙文依据的这些评判标准，但似乎没有理由言之凿凿地认定：这些标准应该属于清末修律后才引入的西方法理精神——仿佛清末修律前的中国孔孟儒学就根本没有仁爱尊贤观念似的，仿佛在西方法理精神引入之前、古代的中国人就无权认定腐败行为似的。

这里的后儒家之儒家，是指应该继承发展、大力弘扬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活东西，尤其是那些真诚希望实现家庭和睦、人际和谐、真善美圣、天下大同的活东西——既包括孔孟大力提倡的为仁由己、不可夺志、恻隐推恩、仁者爱人等等观念，也包括他们特别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规范。从这个标准看，儒家哲学中包含的那些甚至会压抑消解儒家哲学本身提倡的个体自律、诚实正直、社会公德、仁爱理想的因素，以及那些可以从文化心理的深度层面诱发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乃至诱发包庇凶手、协助潜逃的犯法行为的因素，似乎也就应该被视为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不仅是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而且还是后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

从这个标准看，儒家哲学中包含的那些真诚希望实现家庭和睦、人际和谐、真善美圣、天下大同的因素，诸如孔孟大力提倡的为仁由己、不可夺志、恻隐推恩、仁者爱人等等观念，乃至他们特别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规范，当然也就应该被视为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不仅是现代视点下的活东西，而且还是后现代视点下的活东西。因为，即便在孔孟的时代、乃至在大舜的时代，他们的这些所说所言、所作所为，也依然是一些既不能说是公正恰当、也不能说是普适有效的负面因素。从这个标准看，儒家哲学中包含的那些曾被古代统治集团用来压抑普通民众的因素，诸如君为臣纲、乃至君惠臣忠等等观念，以及那些曾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导致人际之间各种等级尊卑差异的因素，诸如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等观念，似乎也就应该被视为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不仅是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而且还是后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例如，假如我们只是容忍地欣赏大舜将其杀了人的父亲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的举动，假如我们只是容忍地欣赏大舜将其至不仁的弟弟提拔为有庳王的举动，我们对于那位被瞽瞍杀死的人及其一家老小，以及对于有庳国中那些辛勤劳作的民众们，可能就有点儿缺失理解的同情。因此，哪怕这些东西直接源于孔孟朱王的所说所言，甚至直接源于圣王大舜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否定、彻底消解。

或者，换句话说，对于儒家哲学，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消解活东西中的死东西，弘扬死东西中的活东西。因此，问题在于：假如我们对于孔孟大舜的言论举动应该容忍地欣赏，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一视同仁地对于上述那些受害者也来上一番同情的理解？ 其实，他们本来更有理由、更有资格博得我们的理解的同情。二是获得领导权力后怎么治理国家和社会。

如果不突破黄河流域文明中心论，中华文明的历史很难再向前拓展。因为受到杜钢建老师的启发，我认为所谓的民之主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西方的民主选举，其实还是一种代议制，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来作主、参与政治，还是要通过选举一个代理人来治理国家社会。   枕戈：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作为一个台湾人，以您对大陆这么多年的观察和交往，您怎么看习近平的？    林安梧：本来三年前，我认为他是西汉景帝（文景之治的景帝），现在显然他不是景帝，是汉武帝。这两个理念合在一起，是比较符合儒家宪政的理念。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悖论，领导人过于推崇儒家，人家说你独尊，搞专制，领导人不推崇，社会上从学术思想层面关注儒家的人寥寥无几，称得上新儒家的学者，屈指可数。别人讲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某种程度上理解，其实就是把儒家的思想抬高到宪法的位置，人民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法则、规则。

共产党的书记要为天下苍生服务，真是累死人。而且，古代的相人用人及治理之术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枕戈：大陆新儒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杜钢建，他有自己的一套表述，我个人更加认同一些，可行性也更大一些。   习近平留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是与时俱进的。

我个人认为是一步步传过去的。按照这个脉络，新儒家跟我们湖南人太有关系了。林安梧：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误认为儒家宪政必须在皇帝专制下才能展开。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力弘扬儒家文化。

   林安梧：我大概可以了解你的意思了。在这种状况下，要来操作它的民主宪政都是很辛苦的。

遗憾的是杜钢建老师其时不在长沙。这是解读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一个全新维度。

   你在云南、贵州等地可以看到傩文化，其实跟整个中国古代的文明是连接在一块的，不是断裂的。说是价值观，《礼运·大同篇》里面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已经具备民主的价值观了。比如你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贡献并不比做省长、书记小，也许影响力还大。只是认为应从他那里谈起，而不是认定曾国藩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什么的。但是不止这些，当代新儒学发展到唐、牟、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这样，但在他们之后，比如说我主张公民儒学之后，思考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    枕戈：儒家的传统，是把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当做一脉相承的道统，但实际上里面有个明显的界限，很多人没有过多注意：尧舜禹的权力继承不是世袭的，而是禅让的，假如按照民主的理解，它是能够更多体现多数老百姓即人民的意志、权利，尧舜禹时代是公天下时代，也可以说是原始的民主社会。

现在就是干完10年就走，没干好呆5年，干得好的话10年一定走人。所以他在展现大国气象，这是真实的。

台湾是顺着以前的西化的路子再往下走，而且本来孙中山的想法还是所谓的五权宪法那一套，但现在其实台湾已经不按照三民主义的方式，基本上是西方两党政治。在演讲中，林安梧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作的譬喻，给湖湘学子留下深刻印象：筷子文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叉子文化代表的是西方文化。

从古籍里面看，尧舜禹他们这些人也是兢兢业业，战战兢兢的，的确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能体现自己的私心呢。李明辉他们为此事还在台湾专门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会，我认为意义不大。

在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很重要。它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长，生长以后跟中原文化互动。而林先生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明代大儒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大儒熊十力，他与湖湘（湘楚）人文精神的联系，亦可谓深厚。比如孝道，以孝治国，在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认同和共识，就相当于宪法的地位了。

王船山影响到后来的曾国藩，而曾国藩虽然也读了很多王船山的书，但曾国藩的学问其实一般，并没有自己特别的理论创建。填填词，作作诗，但我不能跟人家说我是古典文学家。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要寻求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很明白的，就是定位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条路子上来，中国文化离不开儒、离不开道，现在佛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因为佛教已经本土化了，所以就离不开儒道佛，更重要离不开儒。难道儒家就是这个样子，甚至最后别人讲儒家这么专制。

我觉得儒学应该要从事的是社会统序的建立。   枕戈：台湾小，两党制好操作一些。

佛教里面有很多儒家的因子，最明显的是一贯道，儒家的因子非常重。林安梧：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第二，暗度陈仓，把民主的价值理念更好普及了。   儒家是比较维护社会稳定的。

台湾的这个只是个残余，现在好像又换了一个叫孔垂长。当时这个观点在媒体引起不小反响。

第二，这很无谓，还拿出来对阵一下，接下来还要讨论一下。就好像英国的皇族一样，他没有办法影响到政治，但是可以做一些事。

不一定要马上投入到政统，而是要让社会的统序如何建构起来，人能够在那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是要让现代的社会一方面了解这些，另一方面，现在社会的人怎么安顿自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台湾在室内全面禁烟，起初也有些困难，但久而久之，习惯了，就慢慢不再抽烟了。